1021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出生于江南西路抚州的临川县。王安石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有人以成功或失败来评论他,有人以君子或小人来评论他,有人则以时代来评论他。王安石穷极一生都在努力解决北宋政权面临的难题,而且由他主持的新政,确实也完成了王安石最初制定的目标。但是,北宋自变法之后却没有走向新的辉煌,而是急转直下,陷入内部政治的乱象中,失去了对国家命运的把控,最终走向灭亡。

《王安石及其新政:宋代中国的改革》 【美】刘子健著 张钰翰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年,千年后的中国,人们对于王安石的争论热情依旧不减。王安石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王安石是否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北宋的灭亡与他究竟有没有关系?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位北宋政治家?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而历史学家刘子健的经典作品《王安石及其新政:宋代中国的改革》则尝试通过对王安石及其新政的研究,寻找到王安石变法的动机,追溯其思想,在迷雾中了解真正的王安石和他的时代。

王安石和“变法”在历史上的联系是如此紧密,就像提到商鞅、张居正等历史人物时一样,改革和创新是他们人生的主旋律。刘子健在书中首先对人们常说的“新法”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不仅是几项新法律的颁布,还包括了众多体制性的改革,其目的也并非是某项法令的施行,而是全面地触及北宋顽疾的改革,相比“新法”,用“新政”来概括更为合适。

在新政的框架下分为变法、反变法、后变法三个时期,分别是以变法启动到宋神宗与王安石相继去世为变法时期,以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旧党人士反对变法为反变法时期,以宋哲宗亲政到宋徽宗禅位为后变法时期。这三段时期,从北宋中期一直到北宋灭亡,整个政坛都在新政的影响下发展。首先,清晰概念和明确时间点有助于理清思路,不让模糊的价值评价影响问题的解答。比如后变法时期的问题和种种谴责不应与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影响与偏见混为一谈。就像明清禁锢人心的儒学不应和春秋末期孔子的儒学掺和在一起,更不要说让古人为后人的行为负责。理清关系谈王安石,那就主要看变法时期的举措和影响,谈后变法时期的种种弊病,那就从变法、后变法时期的影响中寻找因果,这样才能真实地了解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意义。

王安石的变法并非凭空而出,而是北宋中期改革呼声的延续,早在庆历年间,宋仁宗就以范仲淹为首掀起了“庆历新政”,对北宋政权积累的问题进行改革。但改革并未触及根源,却触及了皇权,最终在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下,被宋仁宗抛弃。从这段改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与官僚集团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权力矛盾。王安石的改革虽然吸取了范仲淹改革的经验,但无可避免地在蜜月期之后也遇到了与皇权的龃龉。在变法改革之下,皇权成为官僚集团的唯一准则,皇帝借助变法将专制扩大化,而后对王安石权力过大的担心,让皇帝收回了对他的支持。王安石在变法之初能够得到宋神宗的支持,刘子健在书中有着大量对于王安石作为官僚理想主义那一面的研究,也正是这一面让君臣有了彼此合作的信心。

王安石在他的改革思想中,希望以在专业性上训练有素、在行政上控制良好的官僚体系作为实现改革的主要手段,也可以说他的这套思想深得宋神宗的赏识:一方面可以对北宋的弊病政府的财政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打造理想的官僚集团,服务于皇帝而不是结党擅权,这不会影响到皇帝自身的权力。对此,刘子健对当时的官僚有着清晰地认知:第一,宋代君权高于前代,士大夫的力量也随之增长;第二,士大夫阶层获得前所未有的声望,是宋朝的辉煌成就之一,皇帝都需要让渡一部分权力给他们;第三,君权强化导致专制主义与同一性使得官僚阶层更加顺从。刘子健将士大夫政治放在专制君权的框架下看,分析考察两者的互动与演变,如此整体地看待问题,避免了极端的批判与极端的讴歌。他也从中看到了同样希望实现儒家理想的两派为什么不能达成共识的根源问题。

在对王安石的分析中,我们能看到王安石和其“政敌”司马光之间的根本分歧。司马光等保守派崇奉《春秋》,他们坚信通过道德控制政治行为,增加自己的道德修养可以实现儒家的理想政府,并以此为价值核心。而王安石等变法派崇奉《周礼》,他们认为相比较自我增强道德修养,不如从外在对人们道德生活加以控制,虽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却是最有效的。也就是说与其寄希望于人们道德提高,倒不如通过法律制度引导人们,可以看到两派在理想主义方面都是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但是保守派更为注重程序的正义性,而改革派则忽略了这一面,而是采取更为功利更为效率的方式,这让两派产生了重大的分裂。刘子健以王安石思想中透露出的功利主义为切入点,展示了王安石思想中的内核。

本书从经济理念、思想分歧、官僚分类、士人派别、南方北方等细节问题中去探索王安石及那个时代。对于北宋中期的官僚,刘子健也有他独特的看法,第一代变法派与保守派的领军人物都属于理念型的官僚,这些官僚有个人操守,有公认的学术标准,更有为崇高理想献身的精神,他们把政治原则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彼此虽然政见不同但却认可对方,王安石去世后曾经的“政敌”司马光对他有着高度的评价,也叹息王安石的去世。这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但可惜的是,再后来的新旧党争之中,随着理想型官僚的退场,仕进型与渎职型官僚开始占据主动,北宋的政治如同下坡的货车,一旦下坠则没有刹车可言。这种对官僚类型的细分,对北宋整个官僚集团的认知,对官僚集团的动态分析,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原标题: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的“功利”)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洪宇

流程编辑:TF065

本网受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委托,声明如下:
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在未经北京日报报业集团或本网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不得转载、使用、编辑刊登在本网上的文章、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联系电话:010 85202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