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内大街,明时称作崇文门里大街,清末及民国时称崇文门大街,旧时来北京的外国人通常称为哈德门大街。

元代,崇文门内大街所在地区是元大都文明门外的关厢地带。明代永乐十七年(1419年),北京城南城墙向南推移了近二里,崇文门内大街就从关厢变成了城内的街道。崇文门内大街在明代地处明时坊和南薰坊的交界线上,在清代则是属于正蓝旗,民国时期隶属于内(左)一区。

明清时,崇文门内大街东西两侧各有多条胡同通达交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东侧的建筑虽然历经变迁,但一些胡同的格局保存还算完好;西侧的大部分胡同却消失不见,甚至有的胡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消失在历史中。

庚子年后大街西侧变空场

明清时期,崇文门内大街西侧从北到南分别有四王栅栏、卖羊胡同、柏(白)家大门、东江米巷四条胡同。其中四王栅栏直通到老安郡王府的东阿斯门。安郡王岳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孙、饶余亲王第四子,故这条胡同称为“四王栅栏”。安郡王岳乐在世时享亲王爵,王府也是亲王级别,但雍正即位后,他被降为郡王,随后雍正又降旨,岳乐的子嗣不得承袭,进而全家搬出府邸,王府也改成昭忠祠,但胡同的名字历经数百年,一直保留到庚子年。庚子事变后,随着胡同的消失,胡同名字也淹没在历史中。

昭忠祠之西为经版库,早年也是一座王府。王府的主人是康熙皇帝第八子廉亲王胤禩。这位八爷最后因与四爷雍亲王争夺皇位失败,被削夺爵位,圈禁至死,其王府自然改作别用。

经版库再往西,是顺治皇帝第二子、康熙皇帝的兄长裕亲王福全的府邸。传到第九代镇国公荣毓时,王府被称作“荣公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王府不幸失火,雕梁画栋、殿阁重重的王府被付之一炬。次年,荣毓便离开人世。荣毓的儿子魁璋,袭镇国公爵后没多久赶上庚子国变,魁璋为避战乱,举家迁至新街口,残败的王府变成一座空院。庚子年后,这里因为被划进东交民巷使馆区,成为奥匈公使馆和兵营,一些老建筑也都被拆除。今天这一带是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商务部等单位。

在四王栅栏和柏家大门之间,苏州胡同对面,有一座临街的三进院落,名为灵佑寺。清末,它是大清邮政总局办公地,庚子事变后还保留了一段时间,直到1905年末,大清邮局迁移小报房胡同后,这里才变为平地。

崇文门内大街西侧现在最有名的建筑,要数东交民巷东口的同仁医院。医院的前身是1886年美以美会的蓝大夫、卫大夫在孝顺胡同内开办的一家不算很大的眼科诊所,当时名叫“美以美会(卫理公会)医院”,英文名:Peking Methodist Hospital,随后这所医院得到美国霍普金斯家族捐助,得以扩建,在崇文门内大街与东交民巷的丁字路的西北角购得土地,于1903年建成新的医院大楼(中楼),并更名为“Hopkins Memorial Hospital”,中文名为“美国同仁医院”,以后又陆续盖起了北楼和南楼。上世纪八十年代医院因为扩建,拆除了老楼,取而代之的是新门诊病房大楼。

崇文门内大街的西侧在庚子年后变化巨大。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以北,除了同仁医院,全部变成空场,作为当时各国的跑马场(东交民巷以南为德国操场)。这一带的空地又被称作“东大地”。抗战胜利后,附近的日本侨民在东大地摆摊变卖带不走的家居用品,而形成集市。到了1948年底,“东大地”又被国民党守军临时改做飞机场准备撤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被改建成东单公园和体育场。

大街东侧有多所名人故居

庚子年后在崇文门城楼上拍摄的崇文门大街,远处可见东单牌楼和克林德碑,大街左侧空地中的庙宇当时是大清邮局所在地。

崇文门内大街东侧从北向南原来依次是洋溢胡同、裱褙胡同、麻线胡同、苏州胡同、小报房胡同、船板胡同、孝顺胡同。洋溢胡同明朝时叫“扬州胡同”,在乾隆年间已经演变成羊肉胡同,再后演变为洋溢胡同。

洋溢胡同北,原有冠帽胡同,相传明代权臣严嵩就住在此胡同,彼时各类权贵争相登门拜访,胡同内门庭若市,头戴冠帽的人流不绝,因此得名。1965年胡同名改为洋溢后巷。

冠帽胡同西口,有条南北的小胡同,连接观音寺胡同和洋溢胡同,叫银碗胡同,传说是严嵩倒台以后,曾捧着银碗在这里要饭乞食。这种说法没有史料支撑,不过多少表达了一些当时的民意。

洋溢胡同的南边是裱褙胡同,裱褙胡同东西长近千米,笔直宽阔,宣统年间,以闹市口(今为北京站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东段称“东裱褙胡同”,西段称“西裱褙胡同”。裱褙胡同明代叫做表背胡同,关于它的名称由来,多数的说法都是因此地靠近贡院,裱褙字画者甚多,因此得名。此种观点不知有何出处,不过仔细思量并不合常理。如果是因为胡同裱褙字画得名,胡同命名时就应该称“裱褙”才对,而不应该先是得名“表背”。

其实从“表背”的字义以及胡同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不难推论出更为合理的缘由。笔者认为,由于元大都文明门在今天的东单路口靠近长安街南侧一线,元大都的南垣东起今天的观象台,向西延伸的南垣位置就在后来的裱褙胡同一线,这也与观象台是元大都东南角楼旧址相符合。明代北京城南城墙向南推移了近二里后,原来元大都南垣上形成新的胡同,因为这条胡同南为原来城墙之表,道路北为原来城墙之背,故该胡同在明代被称为表背胡同,后来才演化成裱褙胡同。

裱褙胡同内曾有不少历史遗存,如“于忠肃公祠”、戏剧理论家齐如山故居以及“汉园三诗人”之一的何其芳故居等。2002年,西裱褙胡同被拆除,万幸于谦祠得以保留。

裱褙胡同的南边是麻线胡同,麻线胡同的西口,历六百多年来仍然呈弧形,根据位置可以推断出原因:胡同曾处在元代拱卫瓮城的护城河旧址上。

麻线胡同3号原是清代协办大学士敬徵的宅邸,其宅邸“宅百余间,有池树竹石之胜”(清代震钧《天咫偶闻》),且藏书丰厚,而又临贡院,曾给许多科举、宦游京城的士人提供了便利。因为盛昱自号意园,这座宅院也得名为“意园”,并广为流传。

盛昱1900年初去世,其嗣子善宝继承家业,到了1912年鼎革之际,善宝将盛昱藏书楼“郁华阁”藏庋的珍稀宋版书以及碑帖字画等全部散出。在这期间“意园”还一度成为古董大鳄、日本人山中定次郎在中国设立的山中商会的北京办事处,山中定次郎在此期间买下了恭王府里的大量青铜器、陶瓷、玉器、翡翠、座钟等收藏品,举世皆惊。后来,民国总理唐绍仪购得此宅,不久转卖给晚清最后一任外务部大臣梁敦彦。在梁的扩建下,意园发展为规模庞大、中西合璧的庭院,“亭馆清幽,廊槛迤曲,垂杨婀娜,薜荔四垂”(《越缦堂日记》)。“意园”的雅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麻线胡同南是苏州胡同,再南是小报房胡同、船板胡同和孝顺胡同,三条胡同皆西起今崇文门内大街,向东南方向斜向伸出,都因元代这里处在水流汇集的漕运通道上,因此周边的小胡同多是鲜鱼、钓饵、后沟、沟沿头等与水道相关的名字。

船板和孝顺胡同之间有条小胡同南北相连,叫后沟胡同,胡同里最著名的建筑是亚斯立堂。它始建于同治九年即1870年,是美国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在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建立的第一所礼拜堂。教堂四周当年除了同仁、妇婴医院和护理学校外,在1871年和1872年就开办了男女蒙学,后来改名为汇文学校和慕贞女校,成为北京城新式教育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曾经的燕京大学和现在的汇文中学和一二五中就是始于此地。

商铺洋行鳞次栉比

民国初期的北方饭店,饭店大门上除了字号外,还有大幅的电影招贴画以及放映电影的广告(每周三至周六,晚九点到十一点)。

在清代,崇文门大街因为是进出城的要道,人流和货物往来十分频繁。为满足往来客商打尖住店以及物流的需要,各类客栈、饭铺、茶馆、脚行确是不少。庚子年后,因为挨着东交民巷,崇文门内大街上的外国人逐渐变多。崇内大街一下冒出来操着不同语言的商人,他们经营着主要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商行、饭店、西服装店、洗染店、面包房、行车、电料行、照相馆、西药店等,热闹非凡。这里还涌现出北京城的众多“第一”。

1901年,丹麦人璞尔生在船板胡同开办了电铃(电话)公司,此为北京电话业务之始,他率先架设了北京城内电话线路,并通至颐和园。不过,当时的电话用户不满百家,主要是使馆和衙署使用。在不远处,崇文门内泡子河迤西的吕公堂,则有1884年开设的官电局,它承担了北京城内最早的通讯业务。

北京城最早的拍卖行则是苏州胡同里的德商鲁麟洋行。北京最早的三个涉外宾馆中的两个,就在这里。即除了东交民巷御河边比利时人开设的“六国饭店(Grand Hotel des Wagon-Lits)”之外,孝顺胡同西口路北有德国人开的“北方客栈(Hotel du Nord)”和苏州胡同法国人开的“北京饭店(Hotel de Pekin)”。当时北方客栈为招揽生意,还提供了最早的电影放映。据记载,北方客栈往北有胜家缝纫机经销维修店,旁边还有法国面包房以及国际脚踏车公司北京分公司……

一时间,大街东侧及各个胡同内,新开设的中外商铺洋行鳞次栉比,由北到南,多达三百余家,买卖空前发达。《京师街巷记》这样记载:“晚间电灯悉明,照耀如同白昼,夏间凉棚阴密,且多系楼房,一洗前清之旧观。”谙熟京华掌故的瞿兑之先生曾言:“北平若以营业分区,崇文门大街是洋行的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商铺历经百年风雨,基本都不复存在,原来正对着东交民巷的东口,曾有两座百年历史的老商业楼,它们的前身是公义洋行和力古洋行。最早的北方客栈,后来升级为德国饭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又发展成为金朗大酒店,2003年则成为同仁医院东院。

不过在它南边,还有一座老建筑有迹可循,它就是民国时老牌的高档公寓——宣德楼,如今它是崇文门内大街上保留下来不多的建筑之一。

几百年过去了,昔日元大都时河道密布的城外关厢,变成了繁华都市的一角。数百年来,崇文门内大街周边的地理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曾经有过的街道、胡同和商铺以及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发生过的故事,都沉淀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弥新。

(原标题:百年前崇内大街的新潮与旧貌)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北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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